在威尼斯、维也纳和佩斯之间

（1699–1918年）

在维也纳之战中（1683–1699年），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的边界最终确定。威尼斯共和国也参加了战争，并在达尔马提亚巩固其权威。

18世纪，克罗地亚被哈布斯堡王朝和威尼斯共和国瓜分。此外，作为哈布斯堡王朝土地一部分的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在行政上被划分为属于匈牙利的总督克罗地亚和维也纳直接管理的军事边界（克拉伊纳/Krajina）。威尼斯统治下的地区分为达尔马提亚省和伊斯特拉省。

务实制裁。1712年克罗地亚议会的一项法律法案，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权可以传给女性后裔（玛丽亚·特蕾莎）。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克罗地亚政府机构最重要的法案中，务实制裁被认定为克罗地亚国家法律的一个要素。

在19世纪初拿破仑执政期间，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克罗地亚的部分土地统一在伊利里亚省内，而威尼斯共和国和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消失。在法国统治下，经济和文化状况不断改善，行政和教育开始现代化，因此革命思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克罗地亚。

约西普·耶拉契奇（Josip Jelačić，1801–1859年），克罗地亚总督，废除农奴制，建立总督委员会作为一种独立的克罗地亚政府，在学校和行政机关引入克罗地亚语，帮助将萨格勒布教区提升为总教区，并任期内短暂统一了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军事边界、里耶卡和梅吉穆列。捍卫克罗地亚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的象征。

1848年的克罗地亚议会会议（德拉古廷·魏因加特纳/Dragutin Weingärtner的作品），这是第一个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的克罗地亚议会。议会决定废除农奴制并调整与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关系。

伊万·马祖拉尼奇 (Ivan Mažuranić，1814–1890年)，政治家和作家；第一位非贵族的克罗地亚总督（1873–1880年在位）。其改革（司法和行政分离、法官独立、新闻自由、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萨格勒布大学的成立等）的重要性，在1918年之前的时期无与伦比。他补充了著名巴洛克诗人伊万·贡杜利奇（Ivan Gundulić）的史诗《奥斯曼》（*Osman*，第十四和第十五章）并写了《斯迈阿迦·岑吉奇之死》（*The Death of Smail-aga Čengić*）。

克罗地亚领土不完整依然是引起民众持续不满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一场被称为克罗地亚民族复兴或伊利里亚运动的民族、政治和文化运动。主要发起人是新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其最杰出的代表是柳德维特·盖伊（Ljudevit Gaj，1809–1872年）。在文化方面，运动涉及到创建统一的正字法和引入共同的文学语言。在政治方面，他们寻求将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达尔马提亚、里耶卡、军事边界、波斯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土地统一为一个国家，这将与匈牙利形成一个单位并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制的一部分。

克罗地亚–匈牙利协定。克罗地亚王国、斯拉沃尼亚王国和匈牙利王国于1868年通过该协定规范其相互间的国家法律关系。该协定在政治上承认克罗地亚民族，原则上承认领土（里耶卡除外），还允许克罗地亚人民自治管理内部行政、教育、宗教事务和司法，而克罗地亚语为官方语言。然而，这些王国被剥夺了财政自由，总督从属于联合政府的首脑。

约西普·尤拉伊·斯特罗斯梅尔（Josip Juraj Strossmayer，1815–1905年），贾科沃主教、政治家和赞助人。他在南斯拉夫人团结方面采取政治行动。他在第一届梵蒂冈会议上发表了一些著名的演讲，尤其是反对教皇无误教条的演讲。他创立了科学与艺术学院。

安特·斯塔切维奇（Ante Starčević，1823–1896年），政治家、权利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倡导完全的民族自由和独立政策，其座右铭是"不在维也纳统治下，不在佩斯统治下，而是为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文化社会（Matica Hrvatska）是一个促进克罗地亚文化的机构，于1842年在萨格勒布成立，当时名为伊利里亚文化社会（Matica Ilirska），自1874年起使用现在的名称。哈布斯堡君主制内的其他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它开展了大型文化和出版活动，并通过克罗地亚、波黑和国外的分支机构网络开展业务。

克罗地亚的复兴政治在1848–1849年的革命中脱颖而出。约西普·耶拉契奇被任命为总督、军事边界指挥官和里耶卡和达尔马提亚最高官员。经过几个世纪的分裂，在他任职期间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土地都统一了。

然而，统一是短暂的，因为维也纳在1849年实行了专制制度，限制了克罗地亚的自治。1866年专制制度被废除后，维也纳于1867年与佩斯签订了奥匈和解协议。与克罗地亚的利益相反，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被并入奥地利，而克罗地亚被并入新成立的奥匈君主制的匈牙利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克罗地亚–匈牙利和解协议于1868年缔结，扩大了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王国（所谓的总督克罗地亚）的自治权，但并未真正实现克罗地亚土地在君主制内的统一。因此，克罗地亚人寻求其它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奥匈帝国于1878年占领波黑之后。约西普·尤拉伊·斯特罗斯梅尔主教（Josip Juraj Strossmayer）和历史学家弗拉尼奥·拉奇基（Franjo Rački）推动南斯拉夫民族的统一，而安特·斯塔切维奇（Ante Starčević）和欧根·克瓦特尼克（Eugen Kvaternik）主张克罗地亚独立，并在1871年克瓦特尼克试图发动从奥匈帝国分裂的起义。

弗拉诺·苏皮罗（Frano Supilo，1870–1917年），政治家和笔者。由于与南斯拉夫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观念相冲突，他于1916年离开了南斯拉夫委员会。

安特·特鲁姆比奇（Ante Trumbić，1864–1938年），政治家。从1903年起，他与弗拉诺·苏皮罗（Frano Supilo）一起成为"新路线"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从1915年到1918年，他担任南斯拉夫委员会移民分支的主席，该委员会与塞尔维亚政府就南斯拉夫人的统一问题进行谈判。战后任南斯拉夫王国外交部长；1920年起在反对党。

斯韦托扎尔·博罗耶维奇（Svetozar Borojević，1856–1920年）是一位奥匈帝国陆军元帅和军事领袖。作为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他在索查河（Soča或伊松佐河）上组织了防御阵线，并击退了意大利的几次进攻，从而阻止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地区落入意大利手中。

同时，第一批塞族政党出现了，最初他们站在执政的匈牙利人的一边，后来是塞尔维亚王国的盟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两次大战期间，关于统一为南斯拉夫民族国家的两种不同概念流行起来。克罗地亚政治家，尤其是弗拉诺·苏皮罗（Frano Supilo）和安特·特鲁姆比奇（Ante Trumbić），作为移民，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国家的联邦，在这个联邦中克罗地亚的国家地位将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塞尔维亚政府试图利用战争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将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地区和整个波黑纳入其中，或者建立一个在塞尔维亚霸权下的共同国家。

在战争期间（1914–1918年），克罗地亚大多没有直接参与作战行动，但来自克罗地亚国家的士兵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前线和意大利前线的奥匈帝国部队中作战（据估计，其中约有14万人阵亡)，但是克罗地亚在战争结束时发现自己站在战败国的一边，面对战争中获胜国盟友——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表现出了在领土上的野心。1918年10月29 日，克罗地亚议会断绝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国家关系，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并决定加入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然而，这个新国家并没有得到国际承认，但是1918年12月1日，在不利的条件下，克罗地亚仍然与塞尔维亚王国和黑山王国建立了国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