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发展

克罗地亚人和克罗地亚这个名称在今天逐渐取代了斯拉夫人及其第一个领土单位"斯卡乐沃尼亚"或"斯洛文亚"（Sklavonija或Slovinja，拉丁语为Sclaviniae）这个更广泛的民族概念，以及古代伊利里亚部落及其领土的特殊名称（例如，达尔马提/Dalmati和利布尔尼/Liburni）、沿海地区的罗马人口（罗马人、拉丁人）和其它在民族大迁徙期间先前到达的部落（日耳曼哥特人、欧亚阿瓦尔人/奥布里人等）。西方和东方基督教的分裂后来也影响了民族认同，特别是与已斯拉夫化的弗拉赫人的迁移有关，以及在奥斯曼帝国入侵期间与来自"土耳其"（波斯尼亚）一方的难民迁移有关。因此，在19世纪，在现代民族形成之时，天主教人宣称自己是克罗地亚人，东正教人是塞尔维亚人，而穆斯林人是"土耳其人"。当时的克罗地亚作家有时将他们的语言称为斯拉夫语，并且在一个时期除了克罗地亚语外还称为伊利里亚语。这些不同的名称不一定相互矛盾，而是从克罗地亚民族、其文化和国家的多层历史结构交织而成。最近，其它欧洲移民流也成为克罗地亚历史结构的组成部分——德国/斯瓦比亚人、意大利/弗鲁利安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等。

与其它欧洲国家一样，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第一批欧洲国家时，在西欧得到罗马（即教皇）的承认是至关重要的，而在东欧关键的是得到君士坦丁堡（即拜占庭皇帝）的承认。克罗地亚人发现自己处于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上。最著名而且最全面的拜占庭源文本是君士坦丁·波菲洛格尼图斯皇帝的著作《帝国行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约949–955年）。据他所言，克罗地亚人应皇帝希拉克略一世（610–641年）的邀请从今天的波兰南部（白克罗地亚）来到今天的克罗地亚地区，并向阿瓦尔人及其前斯拉夫盟友施加了权力。克罗地亚人与教皇阿加索（678–681年）之间的条约是克罗地亚的第一个外交行为。根据该条约，已经"被基督教化"的克罗地亚人发誓他们永远不会入侵其他人的土地，而作为回报，教皇承诺如果另一个国家试图入侵克罗地亚人的领土则提供帮助。根据这些历史资料，克罗地亚人是第一个被基督教化的斯拉夫民族。然而，"克罗地亚人的到来"和某些历史资料的可信度仍然是当代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主题。

9世纪初，克罗地亚卷入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之间的冲突，同时建立了第一批克罗地亚公国。根据法兰克的资料，博尔纳大公（Borna，810–821年），即达尔马提亚和利布尔尼亚大公（dux Dalmatiae atque Liburniae），与占统治地位的法兰克人结盟，并在法兰克的帮助下击败了（斯拉夫）潘诺尼亚的大公柳德维特·波萨夫斯基（Ljudevit Posavski）。博尔纳亲自出席了查理曼大帝与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一世·兰加别缔结的《亚琛和约》（812年）。根据该和约，潘诺尼亚克罗地亚（和伊斯特拉）处于法兰克统治之下，而达尔马提亚海岸和海边城镇则处于拜占庭主权之下。

随着外部势力的不断对抗，本地大公的势力逐渐增强。特尔皮米尔大公（Trpimir，845–864年）是第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他建立了特尔皮米罗维奇王朝。尽管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下，他独立并成功地对拜占庭和威尼斯发动了战争，并在当时欧洲东部强国保加利亚的战争也取得了成功。在文件中，特尔皮米尔称自己为"蒙上帝恩典，克罗地亚大公"（dux Chroatorum iuvatus munere divino），而没有提及皇权。当撒克逊神学家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被法兰克人指控为异端而在特尔皮米尔的宫廷避难时，他显然感到更安全，并称特尔皮米尔为"斯拉夫人之王"（rex Sclavorum）。

在兹德​​斯拉夫（Zdeslav）大公时代，拜占庭霸权以及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之间的冲突之后，布拉尼米尔大公（Branimir，879–892年，dux，comes，princeps）在教皇约翰八世的帮助下登上克罗地亚的统治地位。布拉尼米尔将克罗地亚永久地转向罗马和西方文明圈，成功地对达尔马提亚城市以及在海上被击败的威尼斯（887年）实施了"和平贡品"（tributum pacis），并开始独立于法兰克人实施政策。在879年的信件中，教皇承认他对整个"尘世公国"的权威，并于880年使教会斯拉夫语崇拜合法化。在被法兰克人流放的美多迪乌斯的门徒从大摩拉维亚公国来到克罗地亚，并传播斯拉夫语崇拜和文字，尤其是格拉哥里文字。

根据传统史学，克罗地亚的第一个国王头衔是教皇约翰十世于925年授予托米斯拉夫（Tomislav），并称他为"克罗地亚国王"（rex Croatorum）。托米斯拉夫成功统一了"从亚得里亚海到德拉瓦河"的克罗地亚土地，镇压了匈牙利人的入侵，并战胜了保加利亚皇帝西缅的军队（927年）。今天克罗地亚的许多街道和广场都以托米斯拉夫的名字命名。罗马教廷承认的国王头衔也被后来的所谓"本族国王"所采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佩塔尔·克雷希米尔四世（Petar Krešimir IV，1058–1074年）。关于在拉布岛建立本笃会修道院的文件中（1059年），克罗地亚被称为王国——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王国（Croatiae Dalmatieque regnum），而亚得里亚海被称为"我们的达尔马提亚海"（in nostro dalmatico mari）。

克罗地亚民族王朝的最后一位强大的克罗地亚国王德米塔尔·兹沃尼米尔（Dmitar Zvonimir，1075–1089年）曾在伊斯特拉与法兰克人（日耳曼人）作战，并由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加冕。教皇通过使节盖比松（Gebizon）向他赠送了王冠，证实了兹沃尼米尔国王与罗马教廷的密切联系。教皇声明指出，任何对克罗地亚的敌对行为都将被视为圣彼得教廷的攻击，同时确认克罗地亚（与达尔马提亚）为一个王国（regnum Dalmatiae et Chroatiae）。兹沃尼米尔国王还统治斯拉沃尼亚，其妻子耶莲娜（Jelena）是阿尔帕多维奇王朝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夫的妹妹。在兹沃尼米尔国王去世后，克罗地亚在欧洲政治关系中的独立地位发生了变化。匈牙利的阿尔帕多维奇王朝宣称拥有克罗地亚王位，部分通过耶莲娜女王的世袭血统，并在克罗地亚王朝瓦解和王位战争期间夺获得了王位。

克罗地亚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和历史学争论的常见话题。一份名为《协议条款》（Pacta conventa，1102年）的文件仅保存在14世纪的一份笔录中，其中承认匈牙利国王科洛曼为克罗地亚国王，而对克罗地亚贵族的权利进行监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对这份协议提出异议。直到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高涨时期，匈牙利才开始对协议内容提出挑战，而克罗地亚则在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个性。然而，事实上，根据当时的这个或其它的协议，匈牙利国王是独自加冕为克罗地亚国王的，同时建立了克罗地亚议会和克罗地亚总督的机制，因此克罗地亚-匈牙利联盟最初是基于共主邦联的。

在克罗地亚-匈牙利联盟内，克罗地亚的国家独立性在该王国为生存而斗争的关键时刻得到了充分体现。在1526年莫哈奇平地战役中，克罗地亚-匈牙利军队惨败于奥斯曼军队，同时雅盖隆王朝的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和捷克）国王路易二世去世。克罗地亚议会在1527年采廷格勒（Cetingrad）的大会上独立选举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费迪南一世大公（1503–1564年）为克罗地亚国王。与此同时，匈牙利议会选举了得到奥斯曼统治者苏莱曼一世赞助的伊万·扎波利亚（Ivan Zapolja）。费迪南德随后承诺尊重克罗地亚所有以前的自由、权利、法律和习俗，并在一份盖有克罗地亚王国印章的宪令中记录了这一承诺。通过费迪南德，克罗地亚成为持久的哈布斯堡君主制的一部分。虽然国家是在不同王国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的，但哈布斯堡王朝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君主制，使维也纳日益成为政治决策的中心。

克罗地亚与威尼斯作为海上大国的千年关系极为复杂，经历了海陆尖锐冲突的时期，也有合作联防的时期。几乎直到现代，威尼斯方言和记载中将克罗地亚人被称为斯拉夫人（Schiavi、Schiavoni），而达尔马提亚腹地的弗拉赫人后来被称为莫拉基（Morlacchi）。在864年，成为克罗地亚大公的多马戈伊（Domagoj）掠夺了威尼斯舰队。根据威尼斯编年史家约翰内斯·迪亚科努斯（Johannes Diaconus）的说法，多马戈伊被称为是"斯拉夫人最坏的大公"（pessimus Sclavorum dux）。布拉尼米尔大公（Branimir）与内雷特瓦公国结盟，在887年的马卡尔斯卡海战中取得胜利，而威尼斯总督彼得罗一世·坎迪亚诺在这场海战中丧生。随后，布拉尼米尔向威尼斯进贡以换取畅通无阻的航行，而威尼斯人则持续支付了一百多年。然而，威尼斯逐渐占据上风。从1000年开始，威尼斯总督彼得罗二世·奥赛欧罗控制了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并被称为达尔马提亚大公（dux Dalmatiae）。然而，一个世纪后，直到1409年，达尔马提亚的城镇主要处于克罗地亚-匈牙利国王的统治之下，但克罗地亚-威尼斯战争不断，时运不济。在1202年，威尼斯在十字军军队的帮助下征服了扎达尔，威尼斯承诺将十字军军队运送到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统治下的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城镇经常发动叛乱，试图维护自己的特权。1409年，被击败的克罗地亚-匈牙利王位觊觎那不勒斯的拉迪斯劳斯以十万金币的价格将威尼斯授予达尔马提亚的"权利"。在这种国际法背景下，随着奥斯曼帝国在达尔马提亚腹地的威胁出现，威尼斯为达尔马提亚的基督教信众承担了真正的防御角色。陆地和海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经常导致同一民族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居民搬迁。1718年的《波扎雷瓦茨和平条约》确立了威尼斯的达尔马提亚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即今天克罗地亚与波黑之间的边界。

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在克罗地亚建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12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穆罕默德·伊德里西将杜布罗夫尼克称为"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最南端的城镇。该城邦建立在贵族作为掌权者的严格义务之上；大公宫殿上刻有政府格言是："克己奉公"（Obliti privatorum publica curate）。当时，杜布罗夫尼克偶尔处于其邻国的主权之下，但它始终成功地保持了完全的内部自治，通常还享有特权，尤其是贸易特权。在1358年，杜布罗夫尼克摆脱威尼斯的监管，并每年向克罗地亚-匈牙利国王进贡500金币，从1458年起则向奥斯曼苏丹进贡12 500金币。杜布罗夫尼克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欧洲各地都设有自己的外交使团并在东南欧和中东拥有较大的贸易中心。杜布罗夫尼克与"黄金时代"中的佛罗伦萨和佛罗伦萨教皇联系更紧密。杜布罗夫尼克成为威尼斯在地中海的危险对手，其外交事务也影响到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因此，杜布罗夫尼克偶尔会作为法国的调解方（例如1536年法国-奥斯曼协定缔结时的塞拉芬·古切蒂奇/Serafin Gučetić）。这座城市的财富与其规模不成比例，催生了非凡的公共成就，例如第一个现代化的污水处理系统、第一个船舶检疫设施、有组织的医疗保健（包括欧洲最古老而仍在营业的药房）、第一部关于海上安全的法律，以及1416年通过的禁止奴隶制的法律（相比之下，西班牙为1542年，英国为1569年）。1808年拿破仑废除共和国后，在守护神圣布莱斯的旗帜下，杜布罗夫尼克的一些贵族遵循城市的座右铭"自由"（Libertas），并发誓不结婚，宁愿"在奴隶制中"生育后代。

无论克罗地亚的国家地位如何，由古老的民族氏族（部落）组成的克罗地亚贵族，偶尔会获得甚至超过国王的权力。在克罗地亚-匈牙利王位继承权的王朝冲突中，保罗一世·布里比尔斯基（1273–1312年）任命了安茹王朝（查理一世·罗伯特，1301–1342年）来取代阿尔帕多维奇，而他本人的头衔是"克罗地亚人总督和波斯尼亚主人"，作为"克罗地亚无冕之王"统治从萨瓦河到亚得里亚海的地区，包括波斯尼亚。这条贵族世系，尤其是后来的兹林斯基（Zrinski）家族，在克罗地亚和匈牙利拥有巨大庄园和财产，并且产生了著名的战士（尼古拉·舒比奇·兹林斯基/Nikola Šubić Zrinski，锡盖特的捍卫者），同时也是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专制主义的危险对手。1671年，佩塔尔·兹林斯基（Petar Zrinski）与克罗地亚第二大贵族家族的后裔弗兰·克里斯托·弗兰卡潘（Fran Krsto Frankapan）因阴谋罪被判处死刑，在维也纳新城被处决。随着财产的没收，克罗地亚最强大的两个贵族家族被摧毁。

克罗地亚作为哈布斯堡君主制内的一个独立王国，因为需要通过女性继承哈布斯堡王位的可能而成为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由于查理六世没有儿子，克罗地亚议会于1712年投票通过务实制裁，承认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为克罗地亚女王，并有权继承王位，尽管这最初遭到匈牙利议会的反对。在玛丽亚·特蕾莎统治期间，克罗地亚是延伸到比利时君主制东南边缘的一个王国。虽然很难说克罗地亚和比利时当时建立了特别重要的关系（除了纹章联系），但现代欧洲议会中的克罗地亚议员应该知道，他们并不是第一次与比利时（和许多其它国家）在一个共同体。

作为两个王国的国家权力机构，克罗地亚议会和匈牙利议会的矛盾关系以及它们与作为国家权力实际中心的维也纳的共同关系使联合议会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匈牙利的议员占据了多数席位。尽管如此，在联合会议上，克罗地亚的代表可以否决涉及克罗地亚的决定，而他们关于克罗地亚事务的提议只能由国王拒绝。早在1790年，在布达联合议会会议上，克罗地亚代表团否决了关于在克罗地亚引入匈牙利语的法律提案，并发表了著名的声明："王国不向王国规定法律"（Regnum regno non praescribit leges）。

拿破仑构建欧洲时考虑到了从的里雅斯特到科托尔湾的"伊利里亚"东南部的独特性。伊利里亚省（1809–1813年），省府设在卢布尔雅那，除了斯洛文尼亚，还包括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土地（萨瓦河以南到亚得里亚海沿岸），而大部分人口是克罗地亚人。作为法国的行政产物，在马尔蒙元帅的特别授权下，该省不具有国家地位，但也不是法兰西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持续时间不长，但拿破仑的"伊利里亚"催生了克罗地亚的现代化，从道路基础设施到克罗地亚语（"伊利里亚语"）教育，以及第一份克罗地亚语报纸创刊（《皇家达尔马提亚人报》，扎达尔，1806–1810年）。法国现代化的影响很快在伊利里亚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克罗地亚民族复兴。

克罗地亚在复杂的国家共同体中，与处于类似情况的其它欧洲国家一样，无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因为它属于或多或少集中的国家中：克罗地亚-匈牙利王国、哈布斯堡君主制、奥匈帝国和两个南斯拉夫（单一王国和社会主义联邦）。尽管如此，原则上，克罗地亚是"自愿"加入上述共同体，根据克罗地亚议会（贵族、上层阶级或人民代表）的决定，并且在承认克罗地亚国建国权的基础上。以下情况除外：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形成，即后来的南斯拉夫王国。

"克罗地亚的建国权"是克罗地亚政治意识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词组。从克罗地亚民族王朝时代起（至1102年），900多年来，无论是作为王国、巴诺维纳（总督管辖下的banovina）还是共和国，克罗地亚一直是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一部分（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除外）。尽管如此，克罗地亚的建国权一直被认为是克罗地亚人民自决的基本权利，即具有自己国家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权利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也不能否认权利的存在。

奥匈帝国解体后，在其南斯拉夫民族领土上最初形成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国家（由议会于1918年决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形成（自1929年起称为南斯拉夫王国）是由塞尔维亚政府违反《科孚宣言》（1917年）实施的，即违反了塞尔维亚政府与前奥匈帝国国家的主要政治家（南斯拉夫委员会）达成的协议。1921年，制宪会议以出席代表的简单多数票（不合法）通过了单一的《圣维达节宪法》（圣维达节那一天宣布的宪法），当时克罗地亚代表和左派代表弃权。此后，除了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外，在南斯拉夫不断出现特别关键的"克罗地亚问题"。

克罗地亚国民议会代表的暗杀（1928年）导致了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克罗地亚农民党（HSS）的领导人斯捷潘·拉迪奇（Stjepan Radić）受了致命伤。克罗地亚民族移民武装组织（乌斯塔沙）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其目的是摧毁南斯拉夫，包括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参与1934年在马赛暗杀亚历山大一世·卡拉乔尔杰维奇国王）。另一方面，非法但拥有国际联系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变得越来越活跃，尤其是在萨格勒布和克罗地亚。其目的也是推翻王国，并以苏维埃俄国为榜样，通过革命手段建立"平等民族联邦共和国"。

君主制南斯拉夫和民主不能共存；那时的南斯拉夫从未有过根据民主原则通过的宪法。在准国家恐怖组织的协助下（克罗地亚的奥尔玉纳/Orjuna；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并通过1929年引入的个人独裁、禁止政党、警察恐怖和谋杀"共和党人"，1931年亚历山大国王宣布了强加宪法。在此背景下，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深刻国家危机，克罗地亚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塞尔维亚领导人缔结了《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Cvetković-Maček Agreement）。根据该协议，克罗地亚的巴诺维纳被建立为南斯拉夫王国境内的一个自治领土单位，以总督和议会为主要国家机构。根据皇家副摄政颁布的一项法令，很短时间内克罗地亚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主权，但此事没有完整的宪法定义，没有得到国际（外交）承认，而克罗地亚没有安全和国防自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运动是轴心国的盟友。该运动成员成立了克罗地亚独立国（NDH），将现代克罗地亚的大片土地让给占领国，并通过大规模犯罪和恐怖实现权力，因此人民对该运动有排斥感。与乌斯塔沙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克罗地亚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人。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法西斯起义，同时也是一场"人民革命"。共产党人在战争中占据主动，控制了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地区，（与克罗地亚农民党一部分党员和一些塞尔维亚人代表），并组成了"人民政府"的最高代表机构。

克罗地亚的反法西斯运动是被占领的欧洲最强大的游击运动之一。在其中成立了克罗地亚人民解放和反法西斯委员会（ZAVNOH）。该委员会于1943年6月接管了克罗地亚议会的权力，并在其第三届会议（托普斯科/Topusko，1944年5月）上宣布自己为克罗地亚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此时，决定建立南斯拉夫民主联邦，克罗地亚联邦国作为未来的南斯拉夫共和国之一。

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FNRJ，1945–1963年）中，克罗地亚是边界明确的共和国之一，边界扩大到包括克罗地亚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伊斯特拉、里耶卡、扎达尔和岛屿）。这些地区在南斯拉夫君主制时期属于意大利或在法西斯占领下被吞并。尽管南斯拉夫联邦中的各个共和国在原则上被定义为具有自决权的国家，但政府实际上不仅是中央集权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严格的共产主义。战后不久，历史上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克罗地亚农民党被取缔，其许多成员，也是反法西斯主义者，被起诉并被判处重刑。这导致了新一轮的政治移民浪潮，其中包括民主政治家以及民族主义"战败势力"的残余。

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在其存在的50年间（1963–1991年被称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显著改变了政治特征，但始终处于共产党（共产主义联盟）的严格监督之下，强调铁托元帅的个人权威（或个人崇拜）。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了相对的民主化，克罗地亚群众民主运动坚持要求克罗地亚获得更大自治权（克罗地亚之春，1971年）。与其政治领导人的清算之后（1972年），1974年的宪法仍然扩大了各个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然而，多数表决决策的维持是通过联邦委员会的多数表决和议会联合决策机构实现的。在共和国的国际活动方面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因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与某些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地区一起成为阿尔卑斯–亚得里亚海工作共同体的创始国家（1978年）。

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作用建立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联盟团结"的基础上。这种团结对于维持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尽管最初基于强烈的亲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南斯拉夫随后退出苏联集团（1948年），而于1950年代初与西方建立联系（包括美国的军事援助）。然而，国家的内部关系较为复杂，共产主义联盟内需要寻找其它政治解决方案。其中一些解决方案倾向于民主化（引入"自治社会主义"）和管理分散，各个共和国有权保留一部分来自经济和当地社区的收入。然而，这些方案总是导致"教条主义者"（中央集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并且从未得到完全实施。这场冲突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联盟第14届代表大会（1990年1月）上达到高潮。当时，由于与塞尔维亚领导人发生冲突，斯洛文尼亚代表团和克罗地亚代表团先后离开了大会。这导致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团结遭到公开破坏，并引发了南斯拉夫作为国家共同体解体的问题。

当代克罗地亚共和国在一场强加的战争中实现了国家独立。尽管宪法保障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决，甚至分离"的权利，1991年5月的全民公决中94.17%的克罗地亚人投赞成票，但与其它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大部分地区）的崩溃不同，克罗地亚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独立。在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准军事组织切特尼克的支持下，克罗地亚遭受了塞尔维亚武装分离主义团体、塞尔维亚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公开侵略。在卫国战争（1991–1995年）成功保卫国家之后，克罗地亚解放了被占领的领土，通过和平重新整合（1998年），收回了剩余领土，最终实现了在作为南斯拉夫共和国之一时边界内的国家独立。新国家的首次国际承认发生在卫国战争期间，第一个承认克罗地亚的国家是冰岛（1991年12月），而1992年1月底之前。克罗地亚得到了其它欧洲国家的承认，并于1992年5月22日成为联合国会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