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中关系
因此，在13世纪两国交往之初，有一位世界著名的商人、探险家和旅行作家马可·波罗，据信他出生在克罗地亚的科尔丘拉岛。1271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作为威尼斯商人，第二次访问中国。这次马可·波罗与他们在一起前往当年由蒙古的忽必烈（中国元朝第一个皇帝）统治的中国。他们从加利利阿卡出发，可能经过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高加索和中亚，在三年半后，即1275年抵达今天的北京。在那里，马可·波罗很快开始在中国皇庭担任职位，并在那里度过了17年，访问了远东的许多地方。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威尼斯与热那亚在科尔丘拉附近的海军冲突后被囚禁。在热那亚被监禁期间，他向一位来自比萨的鲁斯蒂切罗讲述了他的多次旅行经历。鲁斯蒂切罗又将马可·波罗的游记写下来并出版。《世界描述》（Le Devisement dou monde）一书用法语（充满东方和意大利词汇），后来该书以《百万》为人所知。马可·波罗对旅行的描述至今仍被视为丝绸之路记忆文化的一部分，是欧洲人对中国和远东认知的基础。因此，中国人认为他是中国的普及者，中国学校教科书中也有关于马可·波罗的内容，而他在中国的住宅被开发为旅游胜地，包括修复良好的当时建筑和古迹。
17世纪，斯普利特人、耶稣会传教士、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伊万·乌雷曼（Ivan Ureman/Vrmanić）开启了克罗地亚与中国的新接触。乌雷曼自1615年起一直居住在远东，并于1620年来到中国，在中国和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果阿和澳门，他继续传教工作并教授数学。尽管他在来中国的第一年就生病，并于1621年在南昌去世，但他对基于公理演绎体系的理论数学知识（即相互的科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最早到达中国的克罗地亚人中有一位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人，名叫萨瓦·卢基奇·弗拉迪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Sava Lukić Vladislavić Raguzinski），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杜布罗夫尼克被誉为地中海和东南欧最活跃的文化、科学、贸易、外交和教育中心之一。拉古津斯基（即"来自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是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杜布罗夫尼克的名称）在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获得了基础知识，使他能够拥有令人羡慕的商业和外交生涯。他从杜布罗夫尼克出发，在法国和西班牙接受了进一步的教育，经威尼斯到达俄罗斯帝国，在彼得大帝的宫廷担任职位。在此期间，他参加多次对清朝中国（1644–1912年）的远征。他个人的成就包括开辟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第一条可行的贸易和外交沟通渠道，从而开启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最长的连续外交关系。
弗兰尼奥·卢卡·耶拉契奇（Franjo Luka Jelačić）也走过类似的道路。他在维也纳耶稣会学校退学后，定居在圣彼得堡，并在那里通过了成为一名医生助理的考试。1744年至1764年间，作为一名医生，他参加了三次前往中国的俄罗斯商队探险。他按照圣彼得堡科学院和医疗管理局的命令，将药用植物人参的根及其在法国和葡萄牙耶稣会植物研究中的描述带回俄罗斯。
克罗地亚和中国之间那些零星但有价值的接触在许多方面超出了其双边意义，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变得更加具体。克罗地亚刑事调查人员和犯罪学家伊万·武切蒂奇（Ivan Vučetić，1858–1925年）是指纹识别系统的发明者，他于1910年作为科学旅行团团员访问中国。在中国，签字画押（将手指浸入墨水或血液中）在文件上使用了很长时间，但作为一种常见的而非识别标志，因此，在武切蒂奇的影响下，这种识别方法被正式引入到中国警察部门。
20世纪克罗地亚与中国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两位医生——安德里亚·斯坦帕尔（Andrija Štampar，1888–1958年）和贝里斯拉夫·博尔契奇（Berislav Borčić，1891–1977年）。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专家多次长期逗留在当时正在经历巨大社会和政治挑战的中国，以便组织公共卫生体系。博尔契奇于1930年作为中国政府公共卫生顾问来到中国，到1938年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中国。而斯坦帕尔则于1932年、1933–1934年和1935–1936年停留在那里，并访问上海、南昌、南京、北京、兰州、苏州等城市和中国某些省份的众多小城镇，会见了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博尔契奇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效仿了萨格勒布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研究所的模式（他曾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成立了包括公共卫生学院、助产士和助理护士学校的卫生研究所和中央国立医院。基于这一经验和所获得的影响力，他与斯坦帕尔一起在中国的许多其它城市，特别是农村地区，建立了省级公共卫生保护机构和地区公共卫生中心，今天被视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开端。斯坦帕尔在他的《1931–1938年旅行日记》中描述了一切，而该本书也是有关当时中国的历史资料。赫尔沃耶·格古里奇（Hrvoje Grgurić）的回忆录《在远东：我们志愿者在西伯利亚、满洲、蒙古和中国的回忆》（1931年）也是前一时期20年的宝贵见证。他在1918年至1925年间多次以商人身份前往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社会、政治和技术面貌。克罗地亚首先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随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因此，直到1991年克罗地亚独立为止，双边关系一直以南斯拉夫-中国关系为主导。尽管两国都拥有共产主义政府，原则上被置于冷战的"同一边"，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用的看法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和苏联分裂的背景下，这种差异几乎中断了文化、经济和外交关系的发展。1968年中国与苏联冲突的进展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定的调整，并在一系列具有国际性的公开问题上与南斯拉夫政治观点相一致。
然而，除了罕见的经济和外交接触外，南斯拉夫时期最重要的合作是在文化领域上实现的，主要体现在文学、翻译和非虚构创作领域。翻译的克罗地亚作品包括丁科·西穆诺维奇（Dinko Šimunović）于1936年翻译的短篇小说《铁环马术骑士》（Alkar）。此外，中国读者从1957年开始接触跟多的克罗地亚作家，其中翻译的作品包括伊沃·沃伊诺维奇（Ivo Vojnović）的戏剧《春秋分》和伊万娜·布里奇-马祖拉尼奇（Ivana Brlić-Mažuranić）的短篇小说集《很久以前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末，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的作品开始被翻译，他至今仍然是被翻译最多的作家；被翻译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1979年，1982年和2000年重版）、《万恶的庭院》（1982年，2001年重版）、《特拉夫尼克记事》（1988年）和《小姐》（2000年）、中篇小说《婚礼》（1986年）和短篇小说《情妇玛拉》 （1988年）。
克罗地亚人继续从游记和各种专业贡献中了解中国（主要是经济和地缘政治贡献）。其中包括一提到的斯坦帕尔和格古里奇的游记，导演、作家兼记者法迪尔·哈季奇（Fadil Hadžić）的《佛很好地接到我》（1955年）、记者纳达·马林科维奇（Nada Marinković）的《中国》（1958年）、记者兼外交官弗拉基米尔·鲍姆（Vladimir Baum）的《地上只有一个中央帝国》（1959年）、记者达沃尔·索希奇（Davor Šošić）的《每日中国》（1975年）以及记者兼笔者达拉·雅内科维奇（Dara Janeković）创作的《伟大和平》（1979年）和《第九层天空》（1987年）。政治学家拉多万·武卡迪诺维奇（Radovan Vukadinovi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1970年）一书中将中国引入了科学话语，而地理学家姆拉登·弗里加诺维奇（Mladen Friganović）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和经济学家伊沃·德拉吉切维奇（Ivo Dragičević）大大扩展了这一领域。德拉吉切维奇的多部专业著作，如《中国：贫困与工业发展之间》（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经济关系》（197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经济趋势的特殊性》（1984年）基于他作为南斯拉夫驻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会商业技术局负责人的经验，特别是在其死后出版的专着《中国》（2002年）中，他总结了14世纪以来的中国文明。
在萨格勒布举办的展览在视觉方式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工艺美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应用艺术展览（1957年）、中国古代文化展览（1984年）、在博物馆空间（今天的克洛维奇·德沃里画廊/Klovićevi dvori）举办的安特·托皮奇·米马拉（Ante Topić Mimara）收藏 ——中国艺术（1985年）和中国古代文化I-II展览（1984年和1987年）。另一方面，雕塑家伊万·梅斯特罗维奇（Ivan Meštrović）和弗兰·克尔希尼奇（Frano Kršinić）的作品（1979年，联合展览）也拉近了克罗地亚与中国的距离。伊万·梅斯特罗维奇至今仍然是克罗地亚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也出现在各种杂志中，更详细的内容收录在专着《伊万·梅斯特罗维奇》（1988年）中。作为那个时期克中友谊的建筑丰碑，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馆脱颖而出，它是萨格勒布博览会的建筑，建于1957年，由中国建筑师程松明设计，至今仍代表唯一在欧洲保存完好的20世纪中国传统风格建筑。
1991年克罗地亚独立后，双边政治、经济关系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保持了此前文化、教育、贸易合作的连续性。1992年5月建交后，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在联合国框架内维护克罗地亚利益的建设性对话者。为此，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đman）于1993年6月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双边访问。会上，双方签署了《克罗地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声明》，其中，最重要文件包括文化教育合作、投资保护和海上交通等领域的协议。同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克罗地亚，对克罗地亚流亡者和难民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
2000年以后，高级国事访问继续进行，包括中国全国人大主席李鹏对克罗地亚的访问，以及克罗地亚议会副议长兹德拉夫科·托马茨（Zdravko Tomac）于2000年底的回访。2002年，两国建交十周年之际，时任克罗地亚总统斯捷潘·梅西奇（Stjepan Mesić）在北京签署《克中关于深化互利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克罗地亚开始定居的华人企业家群体是这种合作最明显的迹象。除了萨格勒布，其它大城市也开设了中餐馆和杂货店。随着中国企业家与当地人民互动的加强，对中国文化遗产（例如，庆祝中国春节）和商品的认可度也随之提高。另一方面，克罗地亚的大学生和商界人士开始为两国之间加强教育和经济交流铺平道路。
进入21世纪，中国在全球开放并和强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了强劲进展，克罗地亚与其它欧洲转型后的国家一样，也依赖中国作为推动自身全球化进程的伙伴。2005年5月，伊沃·萨纳德（Ivo Sanader）总理访华期间签署了《克中关于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随后几年，两国贸易、经济和文化合作不断加强，高级双边互访频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9年6月对克罗地亚的访问。
近十年来，克中关系因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并参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而得到进一步加强。结合作为欧盟成员国的优势以及对与可靠的中国企业合作的开放态度，2018年，克罗地亚与中国路桥集团签署了欧盟资助的战略基础设施项目——佩列沙茨大桥的建设合同。
2015年10月克罗地亚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ć）访华后，两国总理在合作机制峰会上保持定期接触。为筹备克罗地亚主办峰会，克罗地亚总理安德烈·普兰科维奇（Andrej Plenković）于2018年11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并参加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2019年4月在杜布罗夫尼克举行了富有成果的峰会，峰会期间克罗地亚与中国签署了多个经济项目。正如中国总理在上次访问萨格勒布时所称，克罗地亚与中国双边关系进入"钻石时代"。同年，克罗地亚议会议长戈尔丹·扬德罗科维奇（Gordan Jandroković）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会见全国人大主席栗战书，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尽管新冠病毒引发的三年疫情期间（2020–2023年）导致克中经济合作和社会交流停顿，但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两国相互表达支持，中方向克罗地亚提供了医疗卫生产品的支援。尽管全球供应链中断，佩列沙茨大桥的建设仍然顺利完成，而塞尼风力发电厂的建设成为中国对能源可持续项目投资的典范。
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克罗地亚期待与中国重拾合作势头，在中国看来，克罗地亚不仅是中国在本地区的合作伙伴，还是欧盟内的重要对话者和重要旅游目的地。近年来，中国对克罗地亚产品的兴趣日益浓厚，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也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克罗地亚商会和克罗地亚旅游局于2017年和2018年在上海开设代表处。在旅游方面，杜布罗夫尼克尤其受到认可，因为许多著名的电视剧和电影都在那里拍摄，其次是萨格勒布和普利特维采湖群（在中国被称为"十六湖"）。
无论是在文学贡献还是其它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文化合作是当今克中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1970年代已有学习中文的克罗地亚人，而2000年代初，克罗地亚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兴趣逐渐增加，这与欧洲的趋势同步。2004年，在萨格勒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课程的基础上，设立了免费的汉学课程，到2023年已发展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一些中学还提供汉语作为选修课程，外国语学校也纳入了汉语课程。萨格勒布大学孔子学院于2012年成立，克罗地亚所有重要高等教育机构都开设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课程的专门项目。CroAsia和GeoFo研究所通过解决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双边合作问题，在学术和专业领域也取得了进展。2018年，在萨格勒布成立的克罗地亚-中国文化、科学和经济合作友好协会以及克罗地亚友好协会协调机构在文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与此同时，学术和教育交流的发展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克罗地亚语言文学系、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以及新成立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克罗地亚语部等机构的支持。
除了翻译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和刘慈欣）和克罗地亚小说家（如米罗·加夫兰/Miro Gavran）之外，越来越多的诗歌和儿童文学也开始被翻译。两国作家协会互译合作项目产生了《克罗地亚现当代诗选》（2020年）和中国当代新时期诗选《云里的邻居》（2017年）。中国当代诗歌也包括在《未完成的旅程》选集中，而儿童文学的成就则体现在伊万娜·布里奇-马祖拉尼奇（Ivana Brlić-Mažuranić）、约扎·霍瓦特（Joža Horvat）、维什涅·斯塔胡利亚克（Višnja Stahuljak）、安德里亚·彼得利克-胡赛诺维奇（Andrea Peterlik-Huseinović）等人的翻译作品中。除了文学作品之外，来自中国和中国主题的灵感在笔者作品中也随处可见。丝绸之路是很多作家的灵感来源：如娅斯纳·霍瓦特（Jasna Horvat）的小说《维利孔》（Vilikon，2012年）和《维利运》（Vilijun，2016年）、泽利科·马尔纳尔（Željko Malnar）和博尔纳·贝贝克（Borna Bebek）的游记《寻找玻璃城》（1986年）、鲍里斯·维利产（Boris Veličan）的游记《从这里到特拉拉》（From Here to Tralala，2009年）以及亚森·博克（Jasen Boko）的游记《丝绸之路》（2009年）和《跟随亚历山大大帝前往亚洲腹地》（2014年）。中国历史、文明和文化是历史学家兹沃尼米尔·斯托皮奇（Zvonimir Stopić）的《丝绸、龙、纸》（2001年，合著者：戈兰·朱尔杰维奇/Goran Đurđević）和《革命者、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狗和疯子》（2022年）的主题。
2019年，实现了很多文化项目，同时也被宣布为克中文化和旅游年。同期，由克洛维奇·德沃里画廊（Klovićevi dvori）和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策划了"中国古代学者——寻找生命精神"展览在萨格勒布举行；在上海开设失恋博物馆（2018年）、幻觉艺术博物馆和国际80年代博物馆；民生现代美术馆则举办了萨格勒布工艺美术博物馆的节日贺卡展。
在音乐领域，钢琴家马克西姆·姆尔维察（Maksim Mrvica）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成为克罗地亚文化在中国的"大使"，而大提琴家安娜·鲁兹内尔（Ana Rucner）和提琴双杰（2Cellos：卢卡·苏利奇/Luka Šulić和斯蒂潘·豪瑟/Stjepan Hauser）在中国特别受欢迎。
克罗地亚与中国的体育交往，特别是足球，是相互合作的一个特殊领域。中国立志成为世界足球强国，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而克罗地亚足球队在1998年法国世界足球锦标赛（铜牌）、2018年俄罗斯世界足球锦标赛（银牌）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足球锦标赛（铜牌）上取得的非凡成功使中国吸引克罗地亚足球教练和专业人士加入中国足球联赛。米罗斯拉夫·布拉泽维奇（Miroslav Ćiro Blažević）曾于2010年担任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并于2010–2011赛季担任中国国奥队主教练。2010年，布兰科·伊万科维奇（Branko Ivanković）执教山东鲁能，夺得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达科·马蒂奇（Darko Matić）曾于2007–2008年效力于天津金门足球俱乐部，2009–2015年效力于北京国安队（2014年被评为北京最佳运动员），2016年效力于长春亚泰，2017–2019年担任北京国安队体育总监，2019–2020年担任中超联赛大连一方俱乐部体育总监。德拉任·拜塞（Dražen Besek）于2010年至2015年在多家中国俱乐部训练和工作，包括上海申花、湖南湘涛、武汉卓尔、天津松江。斯拉文·比利奇 （Slaven Bilić）曾担任北京国安队教练（2021–2022年）的教练。伊万·莱科（Ivan Leko）于2021–2022年担任上海海港俱乐部的教练。
在中国的其它体育项目中，著名的克罗地亚运动员包括：上海大鲨鱼篮球俱乐部2020–2021赛季教练内文·斯帕夏（Neven Spahija）、北京体育大学手球队2019–2020赛季教练弗拉基米尔·索拉（Vladimir Vlado Šola），以及在2020[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为中国赢得两枚奥运会银牌的皮划艇教练尼基查·柳贝克（Nikica Ljubek）。